其他
毕业40年回眸丨史海青：大二提前读研，比本科同学更早毕业
学者简历
原题
我的求学路 我的大学缘
我今年73岁。求学之路虽然并不通畅，却算得上幸运者。下面一一道来！
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家乡在山西省新绛县南池村，曾先后归刘峪乡、阳王公社和阳王镇管辖。由于远离县城，又地处峨嵋岭脚下的三县交界之处，三面环沟一面临坡，交通甚为不便。我们村在解放初期，已经有四五百人，村落比较大，设有单班制的初级小学校，有小学一至四年级，每个年级一个教学班。要上高小和中学，就要到外村乃至县城。
1955年我上了初小。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二弟、三弟、小妹、四弟和五弟。二弟年幼、三弟方在襁褓之中，父亲不得不让三姐留在家里，帮助母亲照看二弟、三弟。三姐上学比我晚一年。我上三年级时，三姐因学习优秀，跳级跟我同班。二姐去距离我们村十里远的刘峪村念高小。
初小阶段的印象是美好的。我们村的校舍原先是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四周高墙环绕，里外一色的青砖青瓦，高门楼，小阁楼，干净肃穆。后来，校舍迁到我们的家庙祠堂里，虽不如前，也还不错。初小四年级第一学期，与一沟之隔的邻村合校上课，校舍是该村池泊北侧的一座大庙，后来被认定属于国家级文保单位。
我打小调皮，一进学校上学，竟变得很听话，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数一数二。到邻村集中上课期间，邻村的老师吹嘘，他们学校一个学生如何如何好，我们村老师自豪地回复：“那算什么，我们学校的史海清把算术课本上的所有作业题都给背会了！”这大概是我初小阶段得到的最高嘉奖，对我的鼓励不言而喻。
我们村学校不开灶，老师们在学生家轮流吃。每一轮一个学生的家长管一天饭。轮到我们家管饭，就要连续管三天，一年四轮左右。放学后请老师到学生家里吃饭，特殊情况送饭到学校。对于我们这样几个孩子上学的家庭来说，会造成不小的负担。
1959年秋季开学，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我和三姐去刘峪村读高小。记得入学第一天，校长把新生集合起来，先点名，后训话，再分班。点到我时，看到我又瘦又小，问我是不是不够入学年龄？说，要是不够，就回家去，明年再来。我理直气壮地挺胸回答道：“够了，我已经十二岁了！”我出生于1948年农历腊月二十六，初中二年级，学校统一查阅万年历，才知公历生日为1949年1月24日。农村讲虚岁，按照农历年头计算，我十二岁，实际上离十一周岁还差四个月。
分班时，原本要把我们姐弟俩各分一班，班主任老师不愿意接受我，可能嫌我瘦小，另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在我们村教过书，跟我父亲是熟人，结果我和三姐又同班上课了。后来，那位不要我的班主任后悔了，因我姐弟俩的学习成绩都很突出，一直是年级前几名。
高小两年学习很轻松，但生活很艰苦。同学们上晚自习，照明用的是自制煤油灯，两节自习下来，鼻孔都是黑的。睡觉的地方，是一排窑顶低于地面的土窑洞，阴暗潮湿，冬天的寒风呼啸着直往窑门里灌，生着火炉也不暖和。在校的饭食基本上是靠自家做的干粮，以各种粗粮细作的虚糕、面饼、窝窝头为主，辅之以野菜、柿子树叶、榆树皮等制作的代食品，小麦面馍馍极为少见。学校灶房免费给学生加热干粮，还免费提供高汤——白开水兑入盐、醋、酱油，偶尔加点菜叶之类。家里条件好的，可以在灶上交钱，预定菜汤，或者稀汤煮面条。
初中毕业照
1961年，中学招生规模被压缩，新绛中学只准招收两个初中班，是原招生计划的二分之一。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没让三姐报考，这让她很伤心。我有幸考入新绛中学初中部。1964年，经济形势好转，我直接升入新绛中学高中部。
初中和高中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新生将户口转到新绛中学，由国家供应口粮，初中生每月29斤，高中生32斤，还有极少的副食品。尽管学校不收学杂费，只收课本费和少量饭金，但我家三个学生同时念书，负担不起。如果没有助学金（初中每月3至5元，高中每月5至7元），我肯定读不完初中，更谈不上坚持到高中毕业了。
初一、初二时，学习条件仍然很差。写作业的纸张，糟糕至极，还不如点心包装纸，写字时钢笔尖在纸面上行走困难，跳动频繁，写下的字发生形变，字迹模糊不清。初三和高中时，学习条件改善。草稿纸是麦秸秆制的，色白稍脆，虽然谈不上好，却堪当其任。令人兴奋的是，教室里安装了荧光灯管，再也不用煤油灯了。
上初中学校就有学生灶，一日三餐，以班为单位，集体打饭制，主食既有粗细搭配的各种干粮，又有稀粥，菜肴以水煮的萝卜白菜汤最常见，鲜见荤腥。领馒头等干粮要用褪皮柳条编制的柳条篮，打稀饭和菜肴用铁皮水桶。打饭由班级生活委员委派，四人一组，排队交饭票打饭。分饭时剩余的稀粥、菜汤，往往舀给饭量大的男生。高中阶段，学校的大礼堂和学生大灶业已落成，开饭时同学们进入大礼堂，下蹲围成若干个圆圈，边吃边聊。在学生大灶，我第一次吃到了元宵。星期天和假期不上灶，饭票退换成粮票和现金。新绛城内大街上只有一家国营旅社食堂对外卖饭，有钱没有粮票不卖，粮票比钱更金贵！当年一斤粮票可以在街边住户兑换四斤半蒸熟的红薯。我们学校一位老师粮票不够用，竟然用自己心爱的罗马牌手表，换了三十五斤粮票。
初中阶段睡排房里的长方形土炕，一间宿舍要睡十几二十个学生。由于男生住的排房距离室外厕所较远，每晚熄灯前，两个值日生在宿舍门口放一个生铁铸造的大尿罐，起床后再抬着倒进厕所，及时清洗。从高二开始，我们才能在一张挨一张的简易木板床上睡觉，大尿罐也不用了，起夜直接上厕所。
新绛中学的教学抓得非常紧，任课老师教学水平普遍很高，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一个赛过一个。我们班同学从新华书店抢购到一本《平面几何》课外参考书，立即互相传阅。而为了求解那些难度极大的练习题，我和几位爱好数学的同学，废寝忘食，不得其解誓不罢休！
从初二开始，我们班组织了英语兴趣小组，开展活动时要求尽量用英语表达，以求口语水平不断提高。我每天写一篇英文日记，请申祖烈老师逐篇批阅。
高中毕业照
在高二第一学期，我被学校推荐为提前参加一九六六届高考的三位尖子生之一，学校专门安排各科名师开小灶辅导。
不料“文革”开始，高考废除，我为母校争光的心愿随之落空。
“停课闹革命”以后，我参加了“大串联”，到过太原、石家庄、武汉、广州、北京、延安、南京和上海。“复课闹革命”，其实上不成课，无所事事。
1967年中秋节前夕，父亲专门进城找我。为了尽早使母亲从锅台上得到解脱，逼迫我答应回村，在介绍人安排下，和一个姑娘见面。彼此感觉尚可，随之定亲。她当时才十四岁，跟我同村，念过邻村的七年制戴帽初中。
结婚照
1968年7月，我怀揣户口和高中毕业证，正式离校，回家务农。
起初，我自认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一直缺少工分，我上小学时，就会踩着耙，赶着牛，去耙地，平整土地、保持墒情。1964年和1965年的暑假期间，曾参加过村里的四清运动，帮助村里清查历年的财务账目，也在村里的西沟林场，同其他中学生一起劳动。对于一般的农事均略知一二，胜任农活应该没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农活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比如给牲口铡麦草——把麦秸垛上的干草用铡刀切成一寸长短，仅有一把子力气不行。它需要全身运动、有机配合，只有及时地举起铡刀把柄，抬起右脚跟，右臂与腰部同时发力往下压，才能干净利落地一刀两断。我一开始有力气不会用，干着急不出活，甚觉难为情。夏收割麦子，小时候就跟着姐姐们干过，一次割一垄麦子。一旦要求每人三垄，一头钻进成片的小麦地里，在骄阳下闷热的麦田里弓着背，左手拢秸秆，右手挥镰刀，还得有节奏地“唰唰唰”，一干就是大半晌，真是考验人！前几天腰酸背疼，随后渐渐适应，方才不觉得难受。虽然我在生产队里算是割麦快手，但过后想到夏收割麦的头两天，还是心有余悸！
1970年10月，我被抽调到541工程7034工地参加三线建设，一直到1972年3月下马缓建为止。期间，参与过建设厂区营房和架设铁路桥梁。
1971年元月22日，我从三线建设工地赶回家乡，领取结婚证，第三天举行了婚礼。结婚时我二十二周岁，在当地已属大龄青年。妻子未满十八。第二年，二弟完婚，父亲让我和二弟分家单过，各给多半袋口粮和不配套的旧灶具、破家什。我们的小日子就这样艰难地开始了。我在自己住的两间屋子窗台外，垒了个锅灶，搭了个挡风遮雨的简易小饭厦。不做饭时，那里就成了母鸡下蛋所在，锅台上时常被弄得一团糟。
1975年6月，儿子出生了。那时，我已经在新绛县城关公社西关七年制学校，当了近四个月的临时代教，在北关五年制小学担任了一个学期的校长，又在新绛纺织厂中学担任了两年多顶编代课教师。最初每月28元，后来每月34.5元工资，养家糊口，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
上大学前做代课教师
去新纺中学之前，到学生家里吃派饭，工资少，花销也少。到新纺中学后，工资稍多一点，要到厂里食堂就餐，每月伙食费得十几元。新纺是国营大厂，去其职工食堂吃饭，没有粮票不行。可我是农民出身的代教，家里不可能有粮票，也没有余粮去国营粮站兑换粮票。怎么办？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工资去自由市场买秋粮（粗粮）。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数量较多的秋粮。但只有秋粮是无法兑换粮票的，政策规定需要搭配大约30%的小麦。无奈之下，求人帮忙，单用买来的秋粮兑换过几次粮票。花销又增加了。每月工资，所剩无几。
家里平时度日需要贴补，年底还要给生产队缴纳农业税，和家里分粮的欠款。年复一年，收支相抵，始终难有结余，几年前就想买一辆新自行车，结婚后曾订过五年计划，直到后来考上大学，都未实现，只能望车兴叹！花三角五分钱给儿子买一盒普通饼干，都被视为奢侈！
在新纺中学代教，每年夏秋农忙，学校安排老师们带班去附近的生产队，帮助夏收秋收，拾麦穗、摘棉花。学校有一块玉米地，每年都要组织教师犁耕、播种、施肥、浇水、掰玉米。自己出身农村，年轻力壮，但凡需要到学校的公厕挖粪时，总是不避恶臭，主动争先。学校有校办工厂，青年教师每周轮流在那里上半天班，用机器加工生产各种各样的木器。我就是在校办工厂学会开车床的。
曾经有过两次可能成为“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老天爷却一次又一次地跟我开玩笑。
第一次是这样：曾任我们村驻村干部的董吉泉，跟我相处甚好，他是“文革”初期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在县教育局上班，负责招生工作。他误以为我学的是俄语，使我错失了一次被推荐去师范学院英语专业上学的机会。
第二次更奇葩。一天我和邻村的一个高中同学进城，顺便走进县教育局大院。刚进大门，大老远地就被县教育局副局长靳海龙老师发现，他喊我问道：“史海青，结婚了没有？”我回答：“结婚了。”他颇为惋惜地连声说——“完了！完了！完了！”问其故，原来新一轮推荐上大学的工作开始了。有意思的是，随我同行的老同学已婚，又刚刚离婚，却因此巧遇，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7年10月21日，我从新纺中学的广播喇叭中获悉，要恢复高考。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星期天回家，嘱咐我的三弟和四弟，让他俩赶紧去准备复习资料，进入高考。后来才知道，66、67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参加，真是喜出望外！
我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从未偏科，在新纺中学主要讲高中英语，也教过其他课程。从录取把握的大小和未来学习的难易考虑，我决定报考文科，把北京外国语学院作为第一志愿。
我采取如下复习策略：不在语文和英语上花费时间精力，把重点放在复习时事政治上，数学次之，史地又次之。我当时认为，要想政治考得好，就必须找到一本时事政治复习资料。为此，我进城向教过我们政治课的崔平老师求助，如愿以偿。然后，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消化理解、巩固记忆。记得有几个凌晨或傍晚，为了强化记忆政治复习资料，我是在学校玉米地旁边的斜坡上，紧靠着电线杆在路灯下度过的。对于数学，我手头就有以前的教科书，用不着找寻复习资料。由于我有点争强好胜，曾经同本校教高中数学的老师比赛解题速度，结果我比他快。有关历史和地理，仅仅是找出以往用过的旧课本，在考试的前几天，各用了一个下午，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就算准备好了。
1977年12月5日至7日，我参加高考，5日考语文和数学，6日考史地和政治，7日上午加试外语，我考的是英语。考试全部结束后，总体感觉发挥正常，总成绩应该比较高，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录取！说起来有点搞笑，就在临近高考前，我曾猜测一些题目必考无疑，涉及语文作文题的两个选项，若干政治试题与历史问答题，两道数学大题和一篇英语作文题。猜中的历史题 ，竟然是在考史地之前就餐时随意做出的。
1978年1月中下旬之交，我从家中的广播喇叭里，听到高考预选名单，我们公社共有三人入选，一个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另外两个就是我和三弟。全县究竟有多少人入选，不得而知，只是从高中同学口中获知，我的考分很高。没过几天，进入政审、体检和填报志愿阶段。
那年，“老三届”高中生的录取分数线奇高，录取比例很低，我们公社，最终只有我一人盼到了录取通知书。
3月6日，我刚到学校大门口，就听到有人喊我，快到校长办公室，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学校。打开信封，方知我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为本科生。报到时间是3月18—20日，要求新生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迁转户口和粮食关系。
新绛纺织厂党委和校领导想挽留我。五年前，新纺中学校长通过县教育局，把我由城关公社挖过来，曾承诺解决我的招工问题。但校方一直未能兑现。不是校长不尽力，而是公不敌私。我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之后，厂党委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录用我为新纺职工，按照大学本科毕业生待遇发工资。我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担心未来不测；拿着大学生工资的高中生，毕竟不是大学生，何来保险？于是，在全校教职工破例为一位代课教师举办送行宴席后，让我多拿了两个月工资。当月17日，我赶赴山西大学历史系，提前报到。
我在历史系办公室自报家门，在场的老师们似乎对我很了解，随后我明白了原委，原来我的成绩名列本班第一，总分数比第二名高出一截。我的高考成绩是：语文87、数学87、政治97、史地82.5，总分353.5，均分88.38。那年考试，满分400。
大学同学照
然而此时的我，并无过度兴奋。原本应于十八岁实现的大学梦，延至年届三十岁方得如愿，欣喜之余，不免心酸。终于跨入大学校园的我，已经不是意气风发的高中生，而是上有老，下有小，集人子、人夫、人父三位一体的老学子了！我将由养家者转换为被供养者，入学后还得依靠国家助学金完成本科学业。我获准享受每月19元的最高等级助学金，日常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在山西大学攻读本科期间，母校、历史系、和我们班集体，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山西大学是国内建立最早的大学之一，历史系是山大最早的系科之一，名师荟萃，师资力量雄厚，我们历史系77级人才济济。
我的本科仅有一年半。大一第一学期，因有上述代教工资垫底，又有代刻蜡版获得的报酬，加之尽量节俭花钱，除必需的日用品和一些不得不购买的专业书籍外，能省就省，过得还算好。接下来的两个学期，就屡现窘境了。有一次由家乡返校，身上只有五元路费，仅够从侯马到太原的火车票！这种状况，成为我大二第一学期下定决心报考研究生的直接原因。
我想尽早毕业，就业养家。假如考取二年制的研究生，就可以提前几个月乃至半年时间毕业，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其实，在我拿到山大历史系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产生了转系的念头。为了转系，我比其他同学早一天报到。报到当天，我就先后找了历史系与外语系的主管领导，说明了申请转系的理由——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外，第二志愿则是山大外语系；并非不喜欢历史专业，而是因为当过5年多中学英语教师，愿意顺势而为，改换为英语专业，学起来会更容易、更轻松。
历史系领导一开始痛快地答应我，只要外语系愿意接受，历史系就同意我转系。外语系领导起初不相信我的成绩如此之好，笔试84分，而未被外语系录取，经查证后，立即表示欢迎。但等我据此再找历史系领导时，他却反悔了，同时明确告诉我，既然外语不错，又教过多年中学英语，不如毕业后留校从事世界史教学。我当时认为，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一种许诺吧。总之，事已至此，我只能放弃转系念头，盼着早一天大学毕业。
如果能够考取研究生，就可以尽快改善我的经济困境。当时研究生助学金标准远高于本科生。我考上四川大学研究生后，助学金每月42元，比我在山大历史系本科所享受的最高等级助学金多出23元。
考取研究生还有利于尽快解决家属的农转非和两地分居问题。此想法也在我研究生毕业不到一年，落实兑现。
我刚刚升入大二，历史专业本科的大部分课程还没有开课。我选择大一学过的世界古代史或中世纪史，作为报考专业，辅之以高效率的备考，对我来说，可以扬长避短，提高成功的概率。结合招生单位公布的考试科目、出题范围和其他因素——比如各单位所在地域的气候、跟我家乡间的路途远近等等，一一罗列，然后仔细筛选，确定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史专业作为首选。山大外语系有一青年教师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北京知青，想通过考研返回北京，已决定报考世界历史所的同一个专业，并通过我的授课老师寻求帮助。老师将辅导任务转交与我。为避免自相残杀，我便将报考目标锁定为川大历史系。我确定川大历史系为唯一的报考单位，还有两个理由：
第一、川大位于天府之国，图书资料丰富，历史系师资实力雄厚。系主任徐中舒先生曾师从王国维大师，是我国实施学位制后的国务院历史学科首任学位委员。后来成为我的专业导师的卢剑波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是国内著名的文史学家和世界语先驱，熟悉欧美多种语言，巴金先生进入上海，就是他引荐的。
第二、川大历史系世界古代史专业的考试科目与专业课的出题范围甚合吾意！其考试科目和出题范围包括：专业课——世界古代史，专业基础课——中国古代史（仅限于秦汉以前），专业常识课——以论文写作替代，以及外语和政治理论课。据此，我不必复习外语，也不用着意去准备论文撰写，只需集中精力认真复习两门上古史，并通过自学哲学的后半部分和尚未开课的政治经济学，来完成备考。两门上古史，我的复习方法相同，基本抛开原有教材，先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仔细通读指定参考书——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和范文澜的专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在仔细通读的过程中，以不同符号分门别类地在两书标示、勾画或圈注知识点、名词解释、简答题、综合题与论述题，以及各自的解答要素，如有补充的必要，就在书上加注。同时尽量做到边勾画标示，边归纳总结，边进行记忆。此后，再安排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从头翻阅，强化记忆，对于一般性的或一看就知道业已熟悉记住的，迅速翻过，对比较重要的，则要进一步用心记忆，做到烂熟于心。最后，可以用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就迅速翻阅一遍，直至不用翻书也能说出整个知识体系。
1979年4月，我填写了研究生准考证；两个多月后，在太原市南城区柳巷附近的小学内，参加了研究生考试；8月底，收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专业录取通知书；9月初，离开山西大学；9月10日到达成都，当天就去四川大学研究生科和历史系报到。
在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第一天的中午，曾在距离考场不远的杨嘉克同学家里短暂午休。一直心存感激。离开山大前，同窗许成杰、李润林、赵立人、张广善、薛志华、常喜栓和王兴尧，在坞城照相馆，同我合影留念。未料王兴尧同学年纪不大，竟已故去，甚觉遗憾！
离开山大之日，十几位同窗好友陪我一路步行，送我到附近的北营火车站，依依不舍，让我感动！我到达成都后，陈跃钢同学委托，去凤凰山看望他的父母，受到热情款待。陈跃钢的本意，在于我孤身在蓉，如有困难，可以找他的父母帮忙。这种关心，弥足珍贵，令我难以忘怀！
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报到，知道报考本专业者共计四十多人，我的考研成绩第一，总分比第二名高出三十多分。我的考研成绩单显示：世界古代史78、中国古代史75、论文写作80、英语76.38、政治理论课67，总分376.38，均分75.28。虽然我的政治课考试是被迫从倒数第一题开始作答，但“倒行逆施”找到了感觉，思路打开了，情绪稳定了，所有考题均按时完成。考分虽仅67，仍是当年川大历史系本专业考研成绩中的单科最高分！
在川大历史系读研期间，我还是依靠助学金维持学业，但每月42元的标准，比我在新纺中学的代课工资还要多，加上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补助，我的衣食起居和日常生活，包括购买图书资料、支付假期回家与返校的路费，都可以得到保障。偶有结余，还可以资助正在读大学的三弟和在家务农的妻子。在我研究生毕业前两个多月时，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当时的农村已经包产到户，妻子在老家独自抚养一儿一女，忙里忙外，苦不堪言。
在川大读研的条件相当优越。川大的师资力量非常棒，导师都是一流的老教授和著名的专家学者；川大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的馆藏均极为丰富，研究生可以很方便地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借阅所需。
川大师生照
川大的校园非常漂亮。进入学校大门一直往前走，笔直的林荫道两旁排列着整齐、高大的绿化树。道路尽头，是一座很大的荷花池。荷花池的周围，是一栋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其中的一座是学校的图书馆。每年从初春到深秋，那一带都是师生员工和外来人员最乐意散步的地方。穿过一道小门，可以免费进入以竹林闻名的望江楼公园。川大的研究生宿舍有自己的专用楼层，两人一间。学校的食堂比较多，伙食花样繁多、价格便宜，都向研究生开放。在这样的高等学府读研，无异于一种享受！
当时的川大研究生教育尚处于起始阶段，一九七八级（三年制）和一九七九级（两年制）两届研究生，合计不到八十名，虽然毕业有先后，均属一九八一届。导师一般只带一两个研究生。带得最多的，是徐中舒先生，也只有六名，其中包括中国社科院委托代培的。正因为带的人数少，加之导师大多为年过古稀的老教授、老专家，指导方式比较灵活，专业课就在导师家中的书柜、桌子旁边讲。正式出版的专业课教材无从谈起，我们只能使用导师们自己编写的油印本。例如，世界古代史专业的专业课教材，全部是导师卢剑波先生亲自编写的，比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经过两年又三个多月的刻苦攻读，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当时实行论文一次答辩，两轮投票表决。先表决研究生毕业资格，再表决硕士学位资格。前者较宽，后者很严。我两轮表决均获通过，研究生毕业的同时获得了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前半年，我获知研究生毕业分配不同于本科生，可以自行联系工作单位。实际上成为按计划分配转为双向选择的探路之举。我结合所学专业、个人经历和解决家属问题的需要，向十几个省约二十个单位发出联系工作信函，大部分是高等院校，少数是出版界和文化界，毛遂自荐，顺便提及能否在三年之内解决家属的农转非与两地分居问题。倍感欣慰的是，所发信函全部收到回复，均表欢迎之意。有关家属问题，则表述各有不同，有心无力者居多。
其中，宁夏大学历史系的回复最有诚意，最为感人，亦最特殊。发函虽属最晚，收到复函却最早！事实是，收到本人联系信函的当天，系里就同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商定，由李荣老师执笔作复，不仅客观地介绍了宁夏和银川的史地风貌、人文物产、饮食习惯等，还就宁夏大学和历史系的历史与现状做了推心置腹的描述，表示非常欢迎我来宁大历史系工作，为宁夏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对于家属问题，不仅答应三年之内肯定解决，而且还可以争取提前！我征求家人和亲属意见，确定来宁夏大学历史系工作。
我既非宁夏人，又非来自宁夏的考生，四川大学历史系已经内定让我留校任教，山西方面也要求把我分回本省高校工作。我却决意来宁，岂非冥冥中，宁夏大学与我有缘么？！套用老家的一句俗话，这真是盖上二十四床被子都不会梦到的事情。
宁夏大学同事照
决心来宁大，是因为我已了解到，川大一些老教师——其中包括一位我认识的满头白发的副教授，他们的配偶尚且解决不了户口迁入成都的问题，我作为研究生留校，是小字辈，猴年马月才能轮上解决我的家属问题?山大跟川大情况类似，位于临汾的师范学院政史系领导，自身也有家属问题亟待解决，我再扎堆进去，显非上策。
1981年12月25日，就是论文答辩通过的当天晚上，我手持研究生毕业分配手续，迫不及待地乘坐火车，离开成都，历经两天三夜，由兰州中转，赶到银川。当时的银川火车站极为简陋，车站广场不大，要去位于新市区的宁夏大学，只能转乘2路公交车。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坐上2路车，一路上映入眼帘的，除了一条窄窄的、连马路牙子都没有的简易公路之外，道路两侧还有少数普通建筑物、稀稀疏疏的树木与断断续续的小榆树丛，唯一能与自治区首府相称的，就是那座孤零零的宁夏电视台大楼，和它东南侧的发射塔了。虽然我来银川之前已做好思想准备，但如此印象，还是多少有点意外。不过，我并不看重这些表面现象，也不后悔志愿来宁夏大学任教。我深知这里需要我，必有我的用武之地。
当我风尘仆仆地赶赴宁夏大学报到时，蓦然发现，我竟然成为“文革”之后，第一位来宁夏大学报到的硕士研究生。
1981年12月29日，是我永志难忘的日子。我从此有了正式工作，有了足以养家的可靠收入！我的家属“农转非”问题，在1982年11月获准解决，果真大大提前，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宁夏回族自治区解决知识分子后顾之忧首批名单中，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
1983年2月28日，我的家属——妻子、儿子、女儿的户口正式迁入银川市朔方路派出所，住房问题也在来宁大半个月之后得以解决，由临时安置的教职工宿舍搬入家属院。那是一套两居室的平房，带一个小院，院中有一棵繁茂的无籽葡萄树。新学期开学后，妻子被安置到校图书馆上班，虽然是临时工，但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45元的工资，添加了点钱，我给她买了一块女式上海牌全钢手表，妻子高兴之极！后因工作需要，妻子去宁大幼儿园工作。
1985年11月，妻子被正式招为合同制工人。我们的一双儿女，也在宁夏大学家属院一天天长大，并先后就读于宁大附中。1999年，儿子在宁夏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到上海从事中学外语教学，六年后在沪成家。2000年，女儿考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接着免试推荐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深造。2007年至今，女儿一直在北京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现任销售总监，2010年完婚。
我在宁夏大学，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学第一线，先后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担任过历史系副系主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宁夏大学文科职称评审委员，直到2009年1月退休。
漫漫求学路，幸运大学缘！
2022年4月9日
于北京西城区紫金印象
作者摄于2009年
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
山西新三届
不想与您失联
请关注备用号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点击分享赞在看，是对我们最大鼓励☟